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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39章 国共接触(1 / 1)

安志达接到的这份电报,是李克农亲自签发来的。

电报中,李克农告诉安志达,从广西来了一位同志,带着冯晨的信件,给党中央送来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日本内阁制定的,吞并整个中国的计划!

李克农简要告诉了安志达,日本的这个计划,准备在三年内,完全占领整个中国,施行大东亚共荣。

这份情报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这份计划,便会放弃同日本和谈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触,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时,南京方面的张冲一再催问,安志达等人什么时候到达南京。

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时回答而产生疑虑,安志达给张冲发了一封密电,说明自己逗留西安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不日即可南下。

张冲收到电文后,立即赶到西安,与安志达秘密会晤,探听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条件。

张冲听了安志达的有关介绍,特别是安志达告诉他的日本已经制定的吞并中国的计划,异常重视,先行离开西安。

随后,安志达乘上了南下的列车,离开西安去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安志达此去竟与张学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达考虑到,南京方面对中共的信函讨论回复必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经过徐州时,安志达发电报给张冲,要他去浦口轮渡接他。

车到浦口后,张冲带着秘书,见到了安志达,安志达将我党致民党的信件面交给他,要他代为转交南京当局。

安志达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复,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约联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联络地址告诉了张冲。

本来,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达此次南下宁沪,是同陈果夫、陈立夫他们商谈国共双方,负责谈判代表的地点与时间的,作为联络的代表,安志达不负任何谈判责任。

然而不久,中央扩大了安志达的活动范围和所负担的使命,就在安志达离开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达为中共谈判代表。

中央的这一决定,完全取决于当时形势的变化。

鉴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步步升级,美英与日本在华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他通过多种渠道,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政治试探。

当时国共间的接触主要有以下几条途径:一条是通过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的关系,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这条途径,由安志达负责。

另一条途径是通过陈立夫的手下,直接与陕北发生关系。

第三条途径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取得联系。

第四条途径则是由宋庆龄牵线,南京方面派人到陕北,直接与我党主要领导人取得联系。

自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国以来,通过上述渠道,陕北与南京方面接触频繁,保持了谈判的良好势头,鉴于这种情况,中央才决定让安志达去南京,为国共两党高级领导人进行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不料,正当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老蒋突然中途变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用收买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粤军的陈济棠,解决了两广事变。

两广事变的解决,让老蒋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可以腾出手来对付红军。

另一方面,老蒋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我党提出的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张,是因为处于困难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协的权宜之计。

因此,老蒋采取了军事压迫与政治解决双管齐下的办法:

一方面继续调集军队“围剿”陕北红军,另一面仍由陈立夫安排人,邀请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广州谈判。

我党决定,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飞往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民党不能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暂停进攻红军,立即准备抗战。

由于老对谈判缺乏诚意,并大举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两党高级人员的谈判已无法进行。

形势的变化,我党决定周副主席暂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达年为代表,同民党方面作初步谈判。

这样,安志达就成了国共谈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由陈立夫充任。

在张冲的安排下,安志达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进行了会晤。

安志达将周副主席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交给了陈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质问:“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对两陈寄以厚望:“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

在信的末尾,周副主席向陈立夫介绍了安志达的任务:“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我党安志达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及时间,到时希赐接洽。”

陈立夫仔细看完信后问:“安先生,你是代表周个人还是你们党?”

陈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达在谈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的,并非代表任何个人。”安志达非常干脆地回答说。

“既然是这样,那安先生能否先说说贵党关于合作的条件。”陈立夫点了点头。

“我党的条件是,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斗争,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队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安志达依据《抗日救国协定方案》回答道。

“就这些?”陈立夫问。

“还有,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划分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红军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我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

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我党组织。

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机关,红军派人参加。

在此基础上,我党承认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同时,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双方均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安志达一口气把我党的主张,陈述给陈立夫,然后接着问道:“陈先生,不知南京对我们的提议有何意见?”

“安先生,对你党提出的建议,我代表蒋先生先给予你们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红军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工作。

第四,如果军队按上述处置,则你们所提各项政治要求都好办。”

陈立夫转述完老蒋的苛刻条件,望着安志达,微微笑着问:“安先生,这条件恐怕贵党不易接受吧?”

“陈先生,这些条件,是蒋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看来贵方毫无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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