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的打算注定要落空，但他的失败却更让吴佩孚的处境雪上加霜。
八月下旬，孙传芳援赣先头部队在九江登陆，向赣西推进。军为制敌机先，决定乘孙传芳的援军未集中完毕前，主动地采取攻势。九月初，就在孙传芳给北伐军下达最后通牒之时，军在李济琛指挥下进攻赣州，由于赖世璜起义，近水楼台，军轻松占领赣州，五省联军各部狼狈逃窜，同时右翼军在朱培德指挥下也发动攻势，几日间连克数城。
九月十日，国民军第六军程潜部攻克高安后，即向南昌推进，不过由于轻敌冒险，其他各军事前未有协同，第六军并未攻下南昌。但江西南昌的会战关系北伐全局，所以蒋介石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此时，由于孙传芳援赣大军云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扰袭军侧背的企图，军乃抽调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阳新准备进攻九江。
孙传芳已由苏、浙、皖三省大集援军，编成五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预备队，以求击败北伐军，他这位联帅则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但军攻势势不可挡，赖世璜部、李宗仁部率先进攻，各军协同前进，一路攻城拔寨，所到之处，五省联军几乎溃不成军，眼看南昌就要陷入北伐军的包围之中。
孙传芳这时才知不妙，早无一月前的踌躇满志，只想摆脱困局自保，但吴佩孚已指望不上，他也无颜向其提出请求，最后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作霖的奉军上。
事实上，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张作霖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军才堪与军一战。孙传芳的求援电报发到奉天，让张作霖倍感焦虑。他已经意识到，对于北洋来说，这真正是到了生死关头，但想要解除危局，并没有孙传芳所说“发兵南下”那么简单，他所面临的同样是千头万绪。
北京现受奉系力量控制，但此前的北京政府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当然无余力照顾北京，张作霖自然要重组北洋政府。但究竟抬段祺瑞，还是抬王士珍，抑或是张作霖自取，其中各有顾虑。
而吴佩孚这边，过去抵挡北伐军他是首当其冲，吴佩孚战败后由孙传芳独挡一面，现在孙传芳的五省地盘已然不稳，丢失在即，军再前进就到了北方。为了保全北方，援助直系已刻不容缓，只是先前奉军也一直高唱援助，却俱是纸上谈兵，一直没有行动。现在若再没有行动，就会火烧眉睫，可吴佩孚死不认败，还在吹呼他能挡住北伐军。
另外，冯玉祥已回国，西北军虽战败，却还要防范其再起。这是奉军的心腹之患，冯玉祥现正在包头一带活动，其变动对北方大局有关键性影响，张作霖要想高枕无忧，也必需妥为部署。
除去这些顾虑，张作霖还必须将另外一个变量考虑进去，那就是还盘踞甘陕的新生势力解放军。张作霖太了解冯玉祥，知道他绝没有偏居绥远的意思，但无论其是与解放军媾和，越境攻打吴佩孚，还是两方交战争夺甘陕，其引发的一连串变化都可能使北方局势大变。虽然两败俱伤不是不可能，但张作霖当然不会如此想当然。
为将局势控制在自己手中，张作霖一面派人与阎锡山的晋军修好关系，一面向吴佩孚发电，语气坚决地要求其借路以便奉军南下，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军，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吴佩孚虽早料定孙传芳不会如意，但做梦也想不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而告急文书不自南来，却从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直军地盘已变成张作霖南下的障碍物，大难临头各自奔，他可以预料，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佩孚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佩孚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的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张作霖将和孙传芳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五年前他派湘军援鄂，却坐视其被兵变部队驱逐，由直系鸠占鹊巢的湖北督军王占元。而王占元则是孙传芳的老上司，孙传芳又坐视吴佩孚失败，这在许多人看来，似乎就是一种循环。除此以外，靳云鹏也热衷奔走，希望调和张作霖、孙传芳，出山组阁。
北洋奉系联军援豫或援鄂的问题，也使吴佩孚颇感困扰。
奉系其实包括张作霖的嫡系奉军、支系张宗昌的鲁军还有褚玉璞的直隶军队，直隶军队属于鲁系，自然也归于奉系。吴佩孚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
然而张宗昌的鲁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定、大名问题。保定、大名是吴佩孚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军饷来源地，可是这两地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定、大名，害得齐燮元寝寐难安。
吴佩孚不想奉系力量南下，只希望其接济饷弹，但在张作霖、张宗昌、褚玉璞来说，无论吴佩孚愿不愿意，控制北京、统一直隶，出兵援救直系都是既定的计划，终究不能等北伐军扫清南方，局势无法挽回才再出兵。
孙传芳求援电报发至奉天前，张作霖本无积极援助直系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佩孚于危难，可是鲁军及直隶军方刚下动员令，吴佩孚派去挡驾的特使就已驰至。九月三十日，吴佩孚先后派符定一、张国溶、刘绍曾到济南转达意思，一来表示感谢，二来请张宗昌缓期出兵。
吴佩孚满以为直隶军队接收保定、大名之事已趋缓和，却没想到刚过两天，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定、大名事宜。褚玉璞表示对直军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定、大名既属直隶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兵援鄂，两地乃是必经，更不可不先行接收。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通电保定、大名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命令将应征款项督征催解，并下令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到达保定后，其部谢玉田师就随之开入了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
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佩孚在鄂战败，奉系声势增强，而张作霖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张作霖和孙传芳之间，奉军意态却非常冷淡。十月一日杜锡珪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军入京后，其注意力便集中向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佩孚于前，而豫西田维勤、河南督军寇英杰又不合作，原由奉系转投直系的魏益三虽拥护吴佩孚，却又与田维勤部同驻，寇英杰也感势益孤单，所以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看上去已是迫不容缓。
屋漏偏遭连夜雨，张作霖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发到郑州，就在吴佩孚压力倍增之时，却又有消息传出，冯玉祥和阎锡山两人似乎有所勾结，晋军的态度突然之间也暧昧起来。
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他虽然局面小，却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事实上他这时期成为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张作霖拉他，吴佩孚拉他，南方的军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军的冯玉祥也来笼络他。阎锡山从辛亥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此时虽有多方拉拢，但他其实还未下定决心。
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本有恶感，因为冯玉祥得意期间，曾进攻山西，可是冯玉祥虽已颇为困顿，五原誓师后却参加了军，阎锡山如果要和潮流结合，就不能不敷衍冯玉祥。
冯玉祥希望他出兵或调兵牵制陕北的解放军，他也未说答应，又希望他同样加入军，他也未曾拒绝，不过暗中和张作霖仍时相往来，联络甚勤。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而且和这把宝座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此前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
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解放军崛起甘陕，又与晋军没有仇隙，冯玉祥想让他与解放军结怨，除非开出他不可能拒绝的条件，不然根本不可能说动他。
国民军北伐后，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下的第四把交椅，可是他并不跟北方军阀走，早作两手准备，始终和南方军保持着联系。自北伐军接连胜利后，北方问题奉晋能否合作关键极为重要，奉晋之间虽有信使长川往来，但阎锡山对奉系始终存有畏惧，张作霖对晋军自然也有所怀疑。
吴佩孚此前并非就相信阎锡山可靠，但他知道阎锡山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如果没有周全的部署，他是不会轻于孤注一掷的，所以一直并未将晋军可能的威胁放在心上。但此时不同，不知是谁放出的风声，阎锡山要转投军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吴佩孚内忧外困，实际已没有以往的自信，还是很费周章发了封声情并茂的电文到太原，表面联络感情讨论时局，其实却是拐弯抹角探寻阎锡山的意思。
阎锡山也是滴水不漏的人，看到吴佩孚的电文已知这位玉帅失了分寸，不过这时北方局势乱成一团，他也看不清方向，自是还谈不上有什么明确打算。阎锡山的回电也很恳切，说明了绝无妨害吴佩孚之心，但这种事哪是一封电报就能消除疑虑的，吴佩孚虽不免自我安慰，但内心深处却涌现出从未有过的心力交瘁的疲惫，只感天下之大竟有满世界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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