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样一个学财会、做财会的人来说，亚洲金融风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里面可以写、可以探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如果在正文里大篇幅写这些的话，估计很多朋友会受不了，所以就放在作品相关里吧。
1997年7月开始，发生于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些国家的经济在1998呈现负增长，而在1997年之前，增长率超过5%。在写这篇文章时，还不清楚这些国家的经济什么时候能扭转颓势，重新开始增长。
这些国家曾消灭了大量贫困，是“亚洲奇迹”的一部分，然而却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其原因何在？本文探讨这一问题。金融市场信息的弱化是导致这场危机的关键因素。在勾画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不对称信息分析框架后，本文将用此框架探讨此危机的教训。
1、亚洲危机
金融系统在经济中扮演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当它正常运行时，可以将拥有富余储蓄的人的资金导向需要资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的人。金融系统圆满完成这项工作的主要障碍是信息不对称，即金融合约的其中一方与另一方得到的信息存在差异，这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理解金融危机，可以次金融危机定义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对称信息问题严重恶化，使金融市场无法有效地将资金导向那些拥有最佳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
在此，用不对称信息分析来解释东亚金融危机。这一分析强调危机是由一些基本因素决定的，特别是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这与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和Krugman(1998)等人最近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然而，这一分析并没有否定由Radelet和Sachs(1998)提出的非流动性和多元平衡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的观点。但是，这里的分析重点研究东亚金融危机造成经济活动严重衰退的机制，这是超越其他论文的地方。
对绝大多数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促使不对称信息问题恶化并导致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是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与以前的金融危机一样，例如进行过类似分析的1982年智利金融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金融自由化导致由资本流入支持的借款猛增是危机过程的开始。一旦放松利率封顶和借款类型的限制，借款急剧增加。正如Corsetti、Pesenti和Roubini(1998)，Goldstein(1998)，世界银行(1998)和Kamin(1999)提到的，亚洲危机国家信用扩张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借款激增问题并不是借贷的扩张，而是扩张得太快以致造成过大风险，以及相应的未来的贷款损失。
在东亚金融自由化后发生承担过度风险问题，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当面对金融自由化后新的贷款机会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缺乏有效的风险管理经验。而且，随着信贷的迅速增加，金融机构无法迅速增加必须的管理力量（如受过良好训练的贷款员，风险估算系统等）来有效监控这些新的贷款。
承担过度风险的第二个原因是规章/监管体系不健全。即使不存在明确的针对银行系统的政府金融安全体系，也很明显存在内部隐含的安全体系，从而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存款人和那些贷款给东亚银行的外国贷款者知道政府很可能会出面保护他们，所以没有监督银行的动力，这样导致这些机构承担过度风险并主动地寻找新的贷款机会。
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那些东亚国家，在金融法规和监管方面十分欠缺。当金融自由化带来新的冒险机会的时候，这些规章/监管弱化的体系无法控制由政府保护体系造成的道德风险，并形成承担过度风险的局面。因信贷快速膨胀，银行监管者的资源局限性，从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严重。因为银行开展新业务，业务的发展速度很快，所以银行监管单位同样无法迅速增加监管力量）受过良好训练的检查人员和信息系统）来跟上其增加的监管责任。
资本流入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一旦实行金融自由化，因为能获得高收益并能得到政府性安全体系的保护，国外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这种政府性安全体系由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或象IMF这样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这样，资本流入会促进信贷激增，导致部分银行承担过度风险。这正是东亚国家的情况，从1993年到1996年，每年的资本流入量为500到1000亿美元。Folkens-Landau发现，有大量私人净资本流入的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也有可观的膨胀。
金融自由化之后信贷激增的结果是巨额贷款损失和随之而来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对东亚国家来说，未偿还贷款占总贷款的比例上升到15%到35%。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是使这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在象东亚国家那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中，银行业的问题导致金融危机有两条途径。首先，银行机构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导致银行限制贷款范围以改善资本充足率，或者甚至会直接导致全面的银行危机，这种危机使许多银行无力偿付债务，从而直接削减了银行体系贷款的能力。
第二，银行资产负债状况的恶化会促使货币危机，因为中央银行很难在面临投机袭击的时候捍卫其汇率。因为利率的提高会对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损害，所以任何提高利率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措施都会进一步打击银行体系。因为资金到期日不一致以及在经济衰退时会增加信贷风险，所以会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造成负面影响。这样，当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遭到投机性袭击时，如果中央银行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捍卫汇率的水平的话，其银行系统就会崩溃。当投资者认识到一国脆弱的银行体系使中央银行不太可能成功捍卫本国汇率的时候，在卖空此国货币的预期利润的吸引下，他们会更加积极地袭击货币。所以，在银行体系脆弱的情况下，货币投机性袭击很可能得逞。很多因素会激发这种袭击行为，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就是其中一种因素。可见，银行体系状况的恶化是造成货币危机的关键因素。
因为债务合约的两个关键特性，货币危机和贬值会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债务合约的期限很短，而且经常是用外汇计价的。债务合约的这些特性造成了三种机制，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危机通过这三种机制，使信贷市场的不对称信息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促使金融危机的爆发。第一种机制是货币贬值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上带来的直接影响。当本币贬值时，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合约会加重国内企业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因为资产主要以本币计值，公司资产不会同时增加。结果贬值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和净资产减少。而这会加重逆向选择问题，因为有效抵押的缩水会降低对贷款人的保护。而且，净值的减少将增加道德风险，企业有承担更大风险的动力，因为如果贷款增加它们将损失的东西就更少了。因为贷款者面临更高的损失风险，信贷便会降低，于是投资和经济活动下降。
和1995年墨西哥的情况一样，外汇危机导致的贬值对资产负债状况的损害也是东亚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印度尼西亚的货币贬值了75%，外汇计价债务的卢比价值是原来的四倍，所以这种机制就特别明显。如果一家企业有大量外债，在这种冲击下，即使原来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好，也会陷入破产境地。
第二种联系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机制是，贬值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因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曾经历过高且不稳定的通胀，它们的中央银行并不是值得信赖的通胀斗士。这样，投机性袭击后汇率的大幅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会导致现实或预期通胀的迅速增加。墨西哥在1994年外汇危机之后，其通胀率在1995年上升到50%，我们在印度尼西亚这个遭受打击最重的东亚国家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况。货币危机之后预期通胀率的上升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因为它将导致利率的上升。短期债务与利率上升的交互作用将大幅增加企业利息支出，从而恶化企业现金流量头寸，并进一步损害资产负债状况。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不对称信息问题更严重，信贷和经济活动都大幅下降。
第三种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的机制是，本币的贬值导致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状况进一步恶化，触发大面积的银行业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发生贬值时，银行有许多以价值大幅增加的外币计价的债务。另一方面，企业和家庭部门的问题意味着它们无法偿还贷款，这也会造成银行资产负债表资产方的贷款损失。结果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受到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挤压，银行的净值随之减少。银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外币计价债务期限很短，所以债务的突然大幅增加会造成银行的流动性问题，因为这些债务很快需要归还。进一步恶化的银行资产负债状况和被削弱的资本基础导致银行削减信贷。在极端情况下，资产状况恶化导致的金融危机迫使许多银行关门，从而直接限制银行体系创造信贷的能力。因为银行是信贷市场上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重要角色并且是许多企业的唯一信贷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银行十分特殊，所以一旦银行信贷崩溃，经济崩溃随之而来。
从这一不对称信息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东亚金融危机是一个系统性崩溃。此崩溃是由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恶化，加重了不对称信息问题而造成的。其结果是金融市场无法将资金导向有生产性投资机会的人那里，造成对这些国家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2、教训
上述关于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成因的不对称信息分析，可被用来总结出几个教训，以防范此类危机再次发生，以及在发生危机时该做些什么。从危机中总结的第一个教训是应该通过政府合理的干预使金融系统恢复稳定：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这需要国际最后贷款者。第二个教训是国际最后贷款机构必须制定合适的贷款条件，来避免形成造成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第三个教训是，虽然资本流动与危机有关，但这只是现象，而不是造成危机的根源：所以外汇管制对于防范今后的危机不大可能奏效。第四个教训是钉住汇率制对新兴市场国家十分危险，它使金融危机更易发生。我们分别来阐述这几点。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系统的信息失灵导致经济的灾难性后果。为复苏经济，金融系统需要重新启动，以便完成将资金导向生产性投资的工作。在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可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或进行最后贷款来完成。
不对称信息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因此为了应付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就需要在国际上存在一个最终贷款人。然而，即使存在这样一个最终贷款人，最终贷款人的行为也会引起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增大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国际最终贷款人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道德风险问题，就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体系有自己的制度特征，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很难推动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前文已经提到，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以外币计值。而且，他们过去有过不稳定的高通货膨胀，债务合约的期限都很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又会引起预期通货膨胀迅速攀升。
作为其制度特征的结果之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在面临金融危机时无法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复苏。设想一下，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实行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很容易引起高通胀预期，和本币急剧贬值。我们已经看到，本币贬值导致公司和银行的财务状况恶化，因为他们债务很大部分是以外币计值，由此债务负担加重，净值下降。而且高通胀预期会使利率上升，因为贷款人补偿其购买力的损失。我们也看到，利率上升引起利息支出增加，而同时居民和公司的现金流入都下降了。这又使居民和公司的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了，银行业潜在的贷款损失也增大了。
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结果是居民、公司和银行的财务状况都受到了损害。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财务状况恶化，并使金融危机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加复杂化。由于类似的原因，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举措，可能不会如工业化国家那样成功。当联储进行最终贷款人的操作时，比如1987年股市崩溃时，市场情绪并不认为这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然而，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却并不是这样。给定以往的通货膨胀记录，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向金融体系贷款，扩大国内信用量，可能引发对通货膨胀失控的担心。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将导致利率提高，本币贬值，现金流和财务状况恶化，这一切都使得从危机中复苏更加困难。
在一个具有上述制度结构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最终贷款人角色的作用很有限，因为中央银行的贷款是一柄双刃剑。
上述观点认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很有限的能力从金融危机中解救他们的国家。事实上，经济的迅速恢复需要国外的援助，因为从国外获得的流动性不象本国当局供给的那样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国外援助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从而不会通过现金流损害财务状况，这有助于本币币值稳定，改善财务状况。
既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最终贷款人，而后者又不能产生于国内，只能由国外提供，这就为国际最终贷款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