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人们常常听说这样的名字：砖瓦场，是生产砖瓦的地方；茶叶场，是专门生产茶叶的地方；游乐场，是供人们游戏、玩耍、休闲、娱乐的场所；屠宰场，是用来杀猪宰羊的场所；功利场，是那些贪图功利的人们相互搏杀的战场……等等，诸如此类以用途命名的场所不胜枚举。青年场是什么呢？按照类比，它应该是生产青年的地方，其实，不是的，新生产出的人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变成青年，青年不是一下子就生产出来的。那么，它应该是青年生产的地方？也不是。青年人要生产，那得到妇产科。青年场究竟是做什么用的？这就得去问龙泉大队支书龙大军，因为青年场就是他发明的。
龙大军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把知青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考察了一遍。全大队共有十一名知识青年，除郎丽云外，还有十人，分布在其他十个生产队。
二队的知青叫卢纯青，白净，长脸，瘦身，斯斯文文，他和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光棍汉住在一起。那光棍多方面都是不错的，友善，勤快，经常给卢纯青提水扫地，整床叠被。卢纯青晚上看书，光棍就要卢纯青念出声，卢纯青就念给他听。念了好几个晚上，光棍听得没趣，问卢纯青：“念了这几天书，怎么连一个女人的名字也没有听到？”
卢纯青答：“我念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别说没女人，就是男人也很少！”
光棍若有所失，叹了口气说：“我的命真苦啊，说不来老婆，连听的书里也没有女人！”
卢纯青觉得可笑。单是这样，卢纯青也没有什么怪罪和反感的。最让他消受不了的，是那光棍睡觉总爱脱个精光——这也不算什么，反正又没在一个被窝里——然后躺在床上仰板四叉地玩弄他的那个东东，最后快步跑出去一尿了之。还有，光棍本来很关心卢纯青，夜里起来解完手，总要把卢纯青的被子拉拉曳曳，怕他冻了，而后伸手去把他的那个玩艺翻几下。为此，卢纯青很恼火，要求队长重新找个地方。队长问他为啥，他也说不出口，因为他俩住的这间房子相对还比较牢固，队长不能找来更好的房子了。这样，卢纯青就将就着住了下来，但他时时警惕着光棍，光棍起来尿尿，他就起来尿尿。
龙大军问卢纯青有啥想法，卢纯青为了大局，说：“怪好的，没想法！”
三队的知青叫张大同，大嘴，宽脸，横肉多，痘痘大，冒着白尖，皮肤黝黑，小孩子见了都害怕。队里把他一个人安排在若大的炕烟炉里，这可够宽绰的。可他胆子小，不敢一个人住。队长说：“你还怕鬼？”表示十分惊讶。
据张大同自己说，因为长得丑，他从记事起就怕别人说闲话，时间一长就不敢往人场里去，自卑得厉害。长大一点，他就埋怨世上的人为什么不长得一样美丑，单单自己长得特别，所以期望人们都是一个长相，遂改名为张大同。
龙大军问他吃住习惯不习惯，他说：“吃住都好，就是我的胆子特别小。请组织上找个不怕鬼的人，晚上和我做伴！要能找个和我长得差不多的就好上加好了！”
龙大军笑了笑，说：“都什么时代了，还相信有鬼呀！”但同时答应，问题可以解决。
四队的知青叫杨飞飞，名字可算得上活泼、热情，其实杨飞飞很稳重、柔弱。她扎着两个长辫子，穿着白色的内衣，总是把领子卷在外面，显得整洁、干净。她住在一个有五个女孩子的社员家里。做饭时，那两三个小一点的女孩站在那里看着，不时地帮她做点小活。她虽然不太嫌她们太穷，衣着太脏、太旧，但心里总是有些同情。她每次把饭做好，就叫她们拿小碗尝尝她做的饭。她们一尝就尝上了瘾，顿顿要尝，天天要尝。为此，小女孩们没少被家长训斥，有时还被轻轻地打上几下，可她们尝饭的习惯就是打不下去。杨飞飞心里明白，自己做的饭菜肯定比她们家的好吃，城乡差别在一日三餐方面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但她没有歧视她们，尽量满足她们的要求。她每次都有意多做两碗，分给小姊妹们。这样，问题就出来了，她本来带半月的口粮，结果三五天就告磬了，她只好再回城里拿。可家里每人的平价口粮是个定数，她拿多了，必然会挤占其他人的指标。不够吃的话，就得买高价的，而买高价的又得多掏钱。哪来的钱？她全家就父亲一个人拿工资，一个人的工资是不够全家花的。不够花也不行，杨飞飞说，在乡下参加劳动多，吃不好饭哪来的劲干活？不好好干活就得不到锻炼，锻炼不好就不能早点回城里上班，硬是一月当两月地从家里拿东西。那家社员也时不时地给杨飞飞些红薯、萝卜之类的乡货。双方相处得十分融洽。吃饭的问题说起来很大，其实就这么大。唯一一点不太和谐的地方是，这两天，杨飞飞老是觉得身上痒钻钻的。起因也很简单：她和那两个大点的女孩子睡在一个屋里，没在一个床上，但她晚上总看到她们把衣服脱下来捉虱子，听她们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把虱子挤得咯嘣咯嘣响，有时还用油灯烧衣服的缝隙，里面的虮子、虱子被烧得咯里啪啪的，冒出烧焦的气味儿。每当看到这些，杨飞飞的浑身发麻，直打寒战，等身上的鸡皮疙瘩消下去，她就会感到全身一阵阵的瘙痒，最后发展成一惯性的瘙痒。下乡前，领导反复强调要同社员们搞好关系，不能为了一丁点的小事产生不愉快的行为。所以杨飞飞忍着不说，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还照常如旧，憔悴得像个病西施。
龙大军问杨飞飞有什么要求，杨飞飞笑笑，红着脸不吭声。龙大军到屋里察看一番，女孩们的床铺倒是叠得很整齐，可床单上、被子上却有一小块一小块的血迹，他非常清楚那是什么，因为他同时也看到了不少虱子的干皮。
龙大军又问杨飞飞：“真的没有什么要求？”
杨飞飞点了点头。
龙大军一边笑着，一边摇头。
五队的知青叫肖斯塔，长发小胡子，一看就是个艺术人。他有个大画板，一把小提琴，闲了一会儿画，一会儿拉，屋里常常挤很多人。他住在一个十口之家的一间小角屋里，小角屋的隔壁是新郎新娘的销魂之地，墙壁上有几个墙眼，用纸糊着。每到晚上，他在墙这边听着墙那边的床腿有节奏的吱吱声、男子吭吭的喘气声和女子娇柔的哼哈声，仿佛听到一曲曲荡魂激魄的催情浪漫交响乐，第二天便能把所听所感制成音符，从小提琴上拉出来，送到每一个来听他的音乐的人的耳朵里。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也不讲究吃喝。他把自己带的粮食统统交给这家的主人，说，这是他一个月的用度，放在那里一起做着吃，下个月再回去拿。头几天，他让那家的主妇做他的东西，随后就跟着他家随便吃什么饭都可以。
龙大军看这小伙子是个艺术人才，怕这里的环境影响他的艺术创作，想让五队的队长给他找个安静的地方。肖斯塔说：“不用，不用，在这里我很习惯，又不做饭，又不洗衣，大家相处得很好。这是一个激发灵感和力量的地方。”六队的知青名叫王桂香，鹅蛋脸，重皮眼，高鼻梁，朱丹唇，脱条条的体格惹人爱，柔润润的嗓音招飞禽。她和一个身体硬朗的老妇人住在一起。她帮老妇人提水、扫地、洗衣服，老妇人为她拾柴、做饭、缝被单。老妇人有着一张健谈的嘴巴，可以一连讲三天三夜不歇气，古今瞎话、名人逸事、世间珍奇、天堂精灵、地狱魔怪，无所不通，无所不晓。她能让那些年轻的姑娘和精壮的小伙听得如迷如幻，瞌睡得两眼皮粘在一起还不想离去，一回去就睡到老天大亮，不想上工干活。这样一来，许多家长就不让那些姑娘和小伙晚上出门，因为一出门必是来听老妇人拍瞎话的，听完了第二天睡大觉，挣不到工分就得缺粮。老妇人的门内很有一段时间非常冷清，几乎没人来听。
瞎话再听也是瞎话，瞎话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无论怎样也比不上一个貌若天仙的少女的吸引力。王桂香的引力值大大超过了万有引力定律所规定的几个恒量和变量所导出的最大值。自从王桂香入住以来，老妇人家的晚上比原先更加热闹了，那时添一次油的灯，现
在每晚要添三次油；姑娘们怕耽误明天的劳动先走了，小伙子们却久久不肯离去。撵又不好撵，留也没法留，王桂香只好蔫蔫地打着哈欠，木木地看着油灯。连续几个夜晚的熬煎，老妇人也没有劲头了。她要年轻人快回家休息，却见他们无动于衷，最后不得不下逐客令：“看看你们一个一个的人样儿，赖到这儿也没门儿。人家王姑娘是金枝玉叶，你们攀不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先去掉你们那副丑陋脸。快走，快走！”拿起扫帚把他们扫地出门。
王桂香满面羞涩地说：“阿姨，你咋说那样难听的话呀！”
第二天晚上，年轻人们照常如旧地早早来到，云里雾里狂论到后半夜。
第三天晚上，老妇人吃过晚饭就把门关上，年轻人来了，她就在屋里大声说：“王姑娘没在家，你们来做啥？”
小伙子们说：“我们是来听你讲故事的嘛！”在门外面干转就是不走，低声说一阵，笑一阵，隔一会儿，就有人大声咳嗽一声，弄得王姑娘一夜睡不安生。
后来这事被队长发现，队长把那娃们臭骂一顿，他们才不敢那样。
龙大军来调查时，看王桂香住得干净，吃得可口，老妇人怪会事儿的，料想不会有什么困难，就没有说什么。
老妇人却说：“支书啊，你给队长说说，以后我这里只准姑娘来玩，不准小伙子来。小伙子不是来听我讲故事的，他们是想来看王姑娘的。王姑娘都让他们看羞了。”
龙大军微微一笑。第七生产队的知青杨大戡，高中结业时被选入地区体校，在一次篮球比赛时因误判与裁判发生争执，便拳脚相加，出手太重，伤了裁判。他被学校劝退，在城里呆了两年，赖着不肯下乡。而没有知青经历的年轻人是不会被安排工作的，无奈之下，他在父母和亲友的白眼训斥中才当了知青。到了农村，他故意想作贱自己，主动要求住在牛棚里，出牛粪，担马桶，做最脏最臭的工作，自号奥吉亚斯牛圈的主人，心此来反抗父母的*迫。看到社员们吃苦、耐劳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他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他越来越喜欢上这样看起来很肮脏的农活儿。牛圈中的粪便、牛槽里酸而刺鼻的剩草、全队的茅缸都由他负责清理。有人看城里娃干这活儿，很难为情，就偷偷地把自家的秽物清运出去。他看到或者听说后，就找到那人理论，说干这脏活是他的专利，他想在最差的劳动环境中塑造最美丽洁净的心灵。大活干完，他总是肩挑着一副撮箕儿，手持一把铲子，在村子里转来转去，发现粪便就铲进撮箕儿。因此，在队里，几科没有人能看到一粒羊屎蛋儿、一抔溏鸡屎、一推儿人的大肠残渣。他把这些废物送到哪里了？当然全都倒进了生产队的绿肥坑里。
龙大军把七队队长叫过来狠狠地整了一顿，要他把杨大戡的工作调换一下。杨大戡严肃地说：“龙大军同志，你不要官僚主义习气太重了！这样的工作是我强烈要求干的，不是队长指派给我的。再说了，革命工作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嘛！有我在，谁也不准抢了这差事！”
龙大军哈哈哈地朗声大笑道：“杨大戡同志，你说我官僚，我还会来了解情况吗？你不官僚，为啥不让别人干呢？你想独占其功嘛！可别忘了，最后的鉴定还得我给你写哟！”他看杨大戡听说鉴定，有点不高兴，遂安慰道，“不过，别怕，别怕，你该干啥还干啥！那是啥锦衣玉食的好行当啊！”
杨大戡这才放了心。
杨文洲是住在八队的知青，他是文化馆馆长的儿子，平时爱看小说，肚里的古经也多，性格开朗，没几天就和队里的人都混熟了。他白天劳动，晚上呢，就和住地附近的社员闲聊天。他的住处一而再，再而三地挪动，原因就是他太会拍话儿了，一拍就是一个通宵。队长也听过几次，听后第二天发现晚上听他讲故事的人总是上工迟到，经过询问，才知道他走时，人们装着和他一起走出去，其实走不远都又折回来，继续让他讲。队长以保证杨文洲有充足的休息时间，不影响白天的劳动为由，非要把杨文洲从社员家接到自己家居住不可，叫老婆用杨文洲带的粮食单独给杨文洲做饭。杨文洲过意不去，干脆把粮食兑上，合在一处吃。
其实，队长听了几次书，就成了杨文洲的铁杆书迷。他越听越上瘾，连续多夜迟迟不归。他回家晚了，老婆就生气。老婆不星说书人的气，也不是生队长的气。她是生另外一个人，准确地说是生另外一个女人的气。那个女人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常常吃过晚饭把孩子们哄睡就去听杨文洲说书，而且每次都李挤在队长身边。有一次，她听了杨文洲的《小寡妇上坟》的段子，情随书动，抱着队长哭得死去活来。不知谁无意中在和队长老婆开玩笑时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队长老婆偷窥了几次，果然发现寡妇坐在队长身旁，兴致所至时，还不住地往队长身上靠。回家后，老婆就不让队长沾边。队长灭不下浑身燃烧的欲火，跪地发誓不再出去听说书了。可几个晚上过后，队长做什么也没有心情，对老婆的要求无动于衷，或支呼应付。这样一来，队长老婆反而受不了了。她越是火急火燎，队长越是装聋卖傻。她难消饥渴，急得在床上乱拧缠。队长就把叫杨知青住他家的想法说了。她说：“就这事？我早就想看看他有多大本事，能把男女说得抱在一起！来就让他来嘛，为啥不早说？叫老娘这样心焦！别说了，快上！”
杨文洲住在队长家，起初只有几个邻居在晚上试摸着到队长家聊天，请求杨文洲说些短一点的段子，后来就嫌不过瘾，提议说大本子。杨文洲本来就认为说书能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不能拒绝的，就捡了些适合当时形势的书说了起来。长篇评书一开本子，全队的老幼人等就早早地吃过晚饭聚集在队长门前。消息越传越远，其他队的人也来了一大堆。队长门前的场地不够用，就把说书台子搬到大场上。台子前用三根木桩搭成架子，架上放置着一盏崭新的夜壶灯，夜壶灯冒着黑黑的浓烟。杨文洲看时间不早了，找了个关键的节点，用木棍在扣着的脸盆上咚咚咚敲几下，待场内冷清了一阵，便开口说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枝已败，那枝没开。欲知为啥未开，且听下回表白！”
场子里一片哗然，人们纷纷要求继续说。队长发话道：“听书能当饭吃？明天不上工？”
有人说能当饭吃，也有人说不能不上工。
还是人多门道多。其中有个队长说：“上工不上工还不是咱们说了算？明天上工时间推迟两个钟头！”又是一阵热烈的欢呼。
杨文洲停了又说，说了又停，反反复复，没有休止，直累得口角生火，鼻孔冒烟，眼晃金星，耳响闷雷，最后，脱化书中一句话：“坚持，坚持！革命者是累不死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说书到底！可是，我只剩半口气了！”说完，他扒在台子上了。
队长们看杨文洲实在太累了，就赶着各队的社员回家。
下一晚，还是一样的场面，直到很晚才收官。
龙大军表扬杨文洲：“小杨同志有文化，能和社员打成一片，为社员送来宝贵的精神食粮，丰富了社员的文化生活，非常好！”又转向队长说：“你想把小杨同志累死吗？白天干活，晚上说书，累不累人呀？以后不许开夜车，每晚最多只说两个钟头，超过一分钟，我拿你是问！”
队长点头接受批评。
杨文洲在八队说了整版的大书有《平原枪声》、《革命梆声》、《平原游击队》、《还有后来人》，其他小段子，包括只有男人能听的那些段子不计其数。队长们商议：杨文洲的生活用度由各队分摊，轮流按月以最高规格供应。杨文洲从家里带的粮食被原样退回。
九队的知青高雅洁是个最叫人头痛的姑娘。她体态嬴弱，病如细柳，虽然长得十分俊丽，却无人问津。队长看她可怜巴巴的，对她的工作也不特意要求。她干也行，不干还行，人们顶多只把她当作一个添头儿对待。刀终日皱眉凝思，大有世界末日到来之感。队里给她找的是最好有土坯民房，冬暖夏凉。她嫌屋内土灰太厚，墙缝太深，藏虱纳蚤，不宜居住，要队里在室内撒上六六六粉。六六六粉撒了，可她又嫌气味儿呛鼻。没办法，队长和几个年轻人把内墙涮了厚厚的一层白石灰粉，又重新做了地平，吊了顶棚，累得不亦乐乎。可高雅洁还是不如意，说房子收拾得像个小火柴盒一样，叫人透不过气来。队长把头摇得跟布朗鼓一样，不住地叹息咂嘴，要她自己找一处最好的住地。高雅洁呜呜地哭得很伤心，说：“我妈妈就说农村条件差，可不知是谁的臊主意，非要叫我们城里人到乡下来不可！”
高雅洁说的是实话。在城里，她父母都有工作，完全可以让自己过得舒舒适适。非但如此，她的父母经常还灌输给她农村生活艰苦、农村人低俗、农村的耗子都比城里的多长两个獠牙、大多数坏人都出自农村的思想，叫她到农村后多长几个心眼，不要多和农村人接触。热心的女社员把省下来的鸡蛋送给她，她却说：“乡里的鸡子满身泥屎，鸡蛋里会长蛆！”以此拒绝接收。
她从不和社员们来往，怕沾染到她身上穷气和脏气。社员们不敢接近她，也怕人家给腻（注：给腻，方言，讨厌之意）。其他知青干完活拖着疲惫的身体来看望她，被她拒之门外，她说他们被俗化了、脏化了。被拒于门外的知青再也不来找她玩了，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妙法师，并用不知哪本书中的几句话讽刺她：“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
至后来出事，那些知青很惭愧，本来笑她讨厌农村又不得不来到农村，不想被引用的短诗说中，发生了那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高雅洁的妈妈每隔几天就会来看她一次，买些有营养的食品给她补身子。分别时，她们母女每次都抱头痛哭。人们听见、看见了，也不过来劝说，任其哀号。
队长多次找龙大军反映高雅洁的事，要龙大军把她调走。龙大军不在意地说：“到哪儿她还不是一个样？你想把麻烦转给别人吗？算了，算了，叫她把插队时间熬到头算了！”
十队的知青武大魁是个见面熟，适应环境的能力特别强。只要是十队的人，见过一次面，他就熟了，下次见面时就会有说不完的话。他不计较农活的轻重，只要有人干，他就跟着干。他从开始就不想自己做饭，更不想涮碗。他要队长给他派饭，一家一轮一天。他说这样能天天更换口味，增强食欲。他不带口粮，只带足粮票和钱，吃完后按干部用餐标准支付粮票和钱。他不讲究饭菜的好坏，私下次都吃得很香，有菜没菜一个样，吃完后此一擦说：“吃着真美，真过瘾，还不涮碗！”
武大魁嘴勤、腿勤，手脚麻利，在社员家除涮碗外啥都干。他没有城里人的傲气和娇气，社员们都很喜欢他。年岁大一点的妇女总喜欢和他骂俏，年轻的姑娘也爱接近他，听他讲城里姑娘的生活。内心喜欢他的姑娘不敢提出来，因为他家是卡片粮，不在一个档次。
龙大军走访到十队，听队长这样介绍武大魁，高兴地说：“要都是这个样子，谁还会*什么心啊！”对武大魁说，“好好干，鉴定大大的好！”
武大魁腼腆地笑了。
赵停战是十一队的知青，他最初被分配到十二队。十二队是龙泉大队最边远的生产队，和十队、十一队相距约三里地，中间隔着一个大湖，湖名叫平西湖。平西湖是一个工湖，当时开挖的目的是想在下雨时积些雨水，好在旱天浇地。可多年来，湖里并没有存一点雨水，上百亩的耕地就这样闲置起来。湖沿、湖坡和湖地长满了人们叫不出名字的灌木和杂草，它们看起来比庄稼活得更坚强、更具生命力。大队为了把知青安排得相对集中一点，就在各队领人时临时把赵停战调整到十一队。
赵停战是个非常正统、非常谨慎的人，做事与其性格一样直白，内心想的和外表做的不打一点折扣，思想和行动就像两幅完全重合的图画。他的公正、无私是从先天带来的禀赋，流淌的血液充满了钢铁般的腥味儿。他是龙泉知青们的行为坐标，也是他们的公证员和联络员。知青们遇到难事或发生口角，都会找他帮忙或评判对错。
龙大军问赵停战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赵停战说他是朝鲜停战协议签字那天出生的。出生后，他的妈妈给他打仗的爸爸写信报告消息，正好这一天他爸爸也给他妈妈写了信，信中说要是女孩就起名为和平，要是男孩就叫做停战，以此纪念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于是，他的名字就成了赵停战。
龙大军问赵停战父亲的名字，赵停战说，他父亲叫赵大年，参加过奇袭白虎团的战斗。龙大军高兴地把赵停战搂在怀里说：“孩子，可算找到家了。我和你父亲是生死兄弟啊！等晚点闲了，我就去城里找你父亲叙叙旧情，现在不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去做！”
龙大军掌握了所有知识青年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特点，认为有必要对他们实行统一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倒不是因为他们跳皮捣蛋、不好管理，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从更加有利于他们的生活、生产和成长的需要出发，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更好地培养他们，锻炼他们，使他们有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眼下农村并不缺少劳动力，而是缺少有文化的劳动力，缺乏具有农业知识的新型农民。几年来，大小运动不断，学校停课闹革命，技术型的人才处于断档状态，农业的技术跟不上，农民缺衣少吃却还在为工分拚命。大量的农村青年不上学、没文化、没出路、没去处，呆在家里混天天。从城里来的知青固然是响应党的号召，但也不能同老百姓一样晃来晃去，把时间消磨掉。只有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不辜负他们年轻而又美好的时光，才能提高他们生活的本领和自信心。知识青年，顾名思义，就是有文化的青年，他们在接受新事物和改造旧事物方面有着一般农村青年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龙大军心里也没有个谱向。他把自己初步的打算向付队长作了简要说明。
付队长原则上同意龙大军统一管理的思路，至于如何管理，他建议召开大队干部和生产队长、知青参加的讨论会。
龙大军把开会的意思讲给大家。他说，根据调查研究，派到龙泉大队的知青除了极个别没能很快适应社队生活外，绝大多数都是好样的，他们能同社员打成一片，以最大的热情融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当中。但是，现在农村生产、生活的节奏确实很慢，根本不能适应八点上班、十二点下班的城市青年的要求，对于他们这些有规律生活的人来说，无疑是浪费时间和青春。浪费了别人的时间就是图财害命。但怎样才能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个独立的天地，锻炼和培养他们自食其力的能力，最大限度地保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他们在大集体中看不摸不着的劳动量变成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增强他们扎根农村的信心和决心，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龙大军要大家发表各自的看法。
一队长首先发言，他要求大队把知青全部调到一队，说一队人多地少累不坏知青。
知青们都反对去一队，说不干活怎么能得到锻炼？他们也不是来吃闲饭的。
九队长要求知青都到他们队里，说他们那里懒汉多，农活干不过来，把土地划一块给知青种。
一队长马上反驳说，九队要是嫌地多，就划一部分给一队种，一队私下年人均分的粮食最少。
九队长哑了。
六队长请求把把男知青调他们队里，女的一个不要。
其他人全起来围攻他，说他思想不正，男尊女卑，歧视女同志。六队长被批得体无完肤。
三队长只要杨文洲一人，说他能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八队长说：“杨文洲是我们的，谁也抢不走！”
五队长说：“好的都让你霸占了，别的队咋选？”
知青们笑问五队长：“除杨文洲外，我们都是坏的了？”
羞得五队长无地自容。
四队长接嘴道：“我就喜欢坏的，坏娃门道多！”
知青们笑得更响了，说：“没一个人想上你那儿，去了就成坏娃啦！”
三队长深思好久，说：“这样做是不是有点不符合政策？以我看，这有单干的味道。”
付队长表态说：“把知青安排在一起成为一个集体，不算单干嘛！”
龙大军说：“当然不算了。这也是为了集体利益呀！出错了，我负责！”
付队长坚持说不会错的，要是错了，责任全由他承担。
龙大军坚持说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他责无旁贷。
讨论会把思想统一下来，但要把知青集中到哪里，暂时还定不了弦。龙大军要大家动及筋想想，找个最合适的地方，等过了春节再仔细商讨这件事。
过大年对国人来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件，自古以来，不论战乱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从未间断过。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习俗通过过年这种形式得以继承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你来我往中得以稳定和巩固，形成以家庭为点，以宗亲为线，以邻里、乡村甚至更大范围为面的和谐的人际关系画卷。穷人有穷人的过法，富人有富人的过法，不管哪种过法，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企盼和祝福。就连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也要打出“与民同乐”的招牌走向民间，为民祈福，求上苍保祐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同央央大国毗邻的藩属小国在对待春节的态度上几乎和华夏出于一辙。而据说徐福东渡后繁衍的后代所建立的小日国的国民，对春节的重视程度远远胜过春节的发源地的人们，他们还不时地要打回来，用枪炮和舰船考问其祖宗为什么要让他们漂洋过海去挤到那荒无人烟的小岛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春节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龙泉大队的人们却管不了那些，他们只按往年的规矩，在临近年关时就开始准备年下的用品，置办年货了。看着清一色的国营商店，看着商店门头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红色大字，社员们望而止步，一则因为囊中羞涩，二则因为凭证供应。有这两只老虎把着商店的大门，社员们也只好当散步一样在集镇上逛逛，空手而归。
时值农历腊月二十三，上面有领导要求各地组织社员们大搞深翻、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本来嘛，冬春之时就是农闲季节，每年在这时搞这项工作已成了生产中的一种习惯。由于资料匮乏，技术落后，管护不力，今年建设，明年就被破坏殆尽，还得从头再来。比如水利基础设施，沟渠都是用土修的，很容易被损坏，且对于龙泉这个地方来说，修了也没有用，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社员们总是从事着重复的、没有意义的劳动。尽管这样，他们也没有怨言，他们把以大队为单位的大兵团式的劳作当成平时分散劳动的补充，当作一种消遣。可是，不让过年，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支书龙大军刚刚在公社开了会，上面强调，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从今年起，一律不准过春节，名之曰“革命化、节约型的春节”。春节期间，老少人等不准走亲戚、不准放鞭炮，不准铺张浪费，禁止一切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春节期间，工人照常上班，农民照常下地，不准休息。
傍晚时分，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响起来，这鞭炮便是嘱咐老灶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使者，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十二点时，再把灶爷请回来，保祐每家一年人丁兴旺、丰衣足食。可是，就从这个腊月二十三晚上起，这位使者却失踪了很长一段时间，龙泉大队的社员们等了好几个年头，终于把它盼了回来。当迎春的鞭炮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普天之下已换上了新的盛装。
龙大军心里明白，过不过春节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过春节无非要人们习惯于当前的政治形势而已。他一方面按上级要求安排各项农事活动，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着知识青年管理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