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高的商品经济水平很差，市场上流通的白银少，银价相对较高，粮食价格就偏低。要征收银子，势必要多征粮食。一出一入的差价，看似微厘，累积起来，数字就变的很大。
临高计税的官田一共一千六百六十顷九十八亩，按照亩征9厘来说，差不多就是一万五千两银子，虽然有的田亩征四厘，有的免征，但是合计起来也得近万的银子。对这样的小县城来说，加派的负担大得简直难以承受。
所以到征粮的时候，银价就会涨得很高，不仅对粮户来说是极大的负担，就是县里也不轻松。过去没有加派，完粮尚且容易些。自从万历末年第一次加派之后，县衙即要催征粮课，又要征银，疲于奔命。
最让吴明晋等人棘手的是，临高这地方天高皇帝远，县衙的威权十分有限，不要说县里的士绅，就是普通的结寨自保的土财主，纳粮多少也很随意，官府根本无法多问，至于各种私下开垦的隐田更是无法计数了。
不过，以往凭着吴明晋的手段和王兆敏的奔走，临高的秋粮总算还是能及时的完课的，去年虽然来了澳洲人，总算对方没有对秋粮征收多做干涉，这件差使还是办了下来。后来虽然搞了个合理负担，但这和县衙就没关系了。
今年的情况却比较微妙了。澳洲人堂堂正正的自己开了荒地，种上了庄稼。王兆敏有了一种极大的隐忧。
什么隐忧呢？这就要说到“诡寄”了。有一等人家为了逃避官府的税课，往往采用带地投主的方式，投在有功名或者有实力的地主名下。实际上明代的免粮原本有明确的规定，几品官员可免多少，举人可免多少，生员可免多少，都有规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则往往大大超过定规。在临高来说，这种事也不乏其例的。临高有功名的士绅不多，但是豪强地主不少，诡寄到豪强地主名下，法律上没有免税的规定，但是对县衙来说，当地方官不得罪本县的大户是个基本原则，往往只能对征收的数字睁眼闭眼。总得来说大体上双方都过得去。
现在澳洲人算是临高县里一等一的豪强大户了，如果他们公然不交一粒米，县衙对此又是无可奈何，很多观望中的一些中小地主或者自耕农可能会投到他们的门下。临高的秋粮征收又要萎缩许多了。这对吴明晋和王兆敏来说都是很不好的兆头――这不仅关系到吴明晋的考绩，还关系到俩人的腰包问题。对地方官来说，赋税上的浮收加派的好处是一笔可靠又没有风险的收入，想来想去，王兆敏提出只有情商澳洲人了，让他们做个表率。他以澳洲人一年来的表现来看，澳洲人不想和大明官府为敌，有时候甚至愿意花钱买个好形象，所以只要价码合适，对方不见得会峻拒。
熊卜佑哪里知道他的算盘，心里盘算着对方到底是什么意思。
“本县的粮赋很轻，”王兆敏见他做沉吟状，赶紧说明：“每亩官科不过三斗五升。你们那几千亩的地，由百仞村起个五百亩的课也就是了。”
熊卜佑摇了摇头：“王师爷，这事情我得禀报执委会才能给您回音。”
“这个自然。”王兆敏见他的意思有商量的余地，不由得大喜，连声称谢，要不是他已经很清楚这伙髡贼油盐不进的话，多半还要重重的许他一笔好处了。
熊卜佑回来之后赶紧向邬徳做了汇报，这事情立刻引起了邬徳的高度重视，于是执委会马上开会讨论此事。
“这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啊！”文徳嗣眉飞色舞，“原本还想着怎么去说服他们，没想到自己送上门来！”
“这不是一码事吧。”马千瞩立刻唱起了反调，“他是要我们缴粮，又不是要我们包税。”
“虽然不是一回事，但是王兆敏这下露了底裤。”文徳嗣用了一个粗俗的比喻。
“原本我们不知道临高县对征粮的压力有多大，现在看来，他们的压力很大。”文徳嗣分析道，“从王兆敏的要求来看，起码暴露了临高县衙在征粮上面存在严重的困难。”
既然在征粮上存在困难，穿越集团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不过，到底难在哪里，他们还是一无所知。在做出下一步的行动之前，他们得先把县衙的底牌摸清。
这种事情，自然是找县衙“户房”的书办打听最为直接。
此事却并不容易。县衙里有所谓“三班六房”，这三班的头子和六房的书办都是不易相与的人。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决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明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有世袭的惯例。这种人个个是积年老吏，公事上熟到不能再熟，对人情世故，官场哲学也是了然于胸。穿越者根本无法控制收买，所以执委会的对这群人的政策就是先怀柔以为我用，时机一成熟就将其彻底的清洗。
临高县的户房书办叫陈明刚，本地人士。据说此人的祖辈从宋代开始就是临高县里的书办了。家里藏着许多秘传的本子，对县情可谓极其熟悉，方方面面都要卖他一个面子，是本地极吃得开的人物。苟大苟二在临高县胡作非为，陈明刚是得了极大的好处的――其实就冉耀看来，类似苟大苟二这样的团伙别看一时间尘嚣至上，貌似强大，实际铲除不难，一旦倒下就是一哄而散。象陈明刚这样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人物才是真正的所谓“看不见的幕后黑手”。
在县里，他也是不可或缺的红人。王兆敏能每年把秋粮征收上来，这陈明刚有着莫大的功劳。实际上，能不能和县里户房书办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说是直接影响到县令的为官顺利与否的。
因此，即使是县里的实权人物王兆敏，见到陈明刚也要亲热的称呼一声“老八！”――陈明刚排行老八，以为熟不拘礼的因为户房书办关系到全县的赋税，是个极要紧的人物，邬徳一直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念头，为此派熊卜佑和他交际过几次，林佰光也出马和他对过阵，结果差强人意。
陈明刚不是什么耿直之人，也完全谈不上立场，其态度圆滑到了极点。对穿越众，他是极力敷衍，有什么要求，办什么事情，从不拖沓，也不索要种种陋规，可以说是买面子买到了十二分。但是在牵扯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特别是土地数量，税赋负担上，他总是打马虎眼，说一半藏一半，有时候干脆东拉西扯一些晦涩的术语，让穿越众不知所然。
在政治保卫总署的档案材料里，陈明刚的黑材料极多，可以说他是全县民愤最大的几个胥吏之一，甚至比刑房的书办还要罪大恶极。张兴教对此人也是恨之入骨――毕竟他的家破人亡正是从户房勾结苟大苟二搞“产去粮存”这个花样开始的。
但是现在，穿越众还要利用他一阶段。熊卜佑当下叫人备了一张帖子，请陈明刚到县衙前的茶馆一叙。
一般来说县衙前的街道总是全县最热闹的所在，而县衙对面总有几处茶馆之类的买卖。这里有专门由官府发给“戳子”的专以代人撰写禀帖诉状为业的“代书”，也有经验丰富勾挂三方的讼师，照例都一个个窝在衙前茶馆里等候主顾上门或伺机兜揽生意。衙门中胥吏差役、长随师爷各色人等，与外界的通消息、讲斤头、勾结舞弊、讨价还价，亦多借此地方进行。要到县衙办事，这里就是最佳的窗口。
临高县是小县，没这许多花样，但是大致的情形差不多，不过具体而微。所以茶馆小虽小，还是存在的。
熊卜佑在本县已经是“名人”了，谁不知道他是澳洲人的大头目，专管和县里接头的。所以他一到店，马上就有伙计把他引入后面的雅间。
说是雅间，其实里面极小，不过容纳一桌几椅而已，茶也不见得高明。反正来喝茶的人主要是为了谈事，喝茶在次。
熊卜佑和县里的胥吏打交道，一般总是约在这里，主要是这里是胥吏们熟悉的环境，足以让他们安心。另外，执委会还有多一层顾虑，不愿意把胥吏直接叫到百仞城去密谈，免得让外人觉得穿越集团和本县的胥吏有太深的关系。在这种“吃讲茶”、“谈斤头”的地方谈话就比较适合。
不多时，陈明刚来了。他年近五十，面皮黝黑，身材微微发福。限于身份的关系，穿着不甚华丽，但是料子做工很是考究。手里还拿了一柄川扇。
伙计引了进来，陈明刚对待穿越众，态度可谓恭谨，每次见面都要行礼。
“不必多礼，坐！坐！”熊卜佑招呼道。
（以下在三千字之外，不计费）注：
1、辽饷加派，到崇祯二年是9厘，不过各地略有不同。不做细究了。
2、临高的辽饷加派是多少，没查到。这里是用临高的计税田亩直接算的，肯定不准确，查到一个数字，淮安府的盐城县，天启三年的辽饷是23000两。盐城县不是什么经济发达地区，当然比临高要好的多。
3、三斗五升的税赋是明代的平均水平，查琼州府起科标准有十八则。以三斗五升最为常见。就取这个数字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