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雍正对功臣和兄弟的迫害还没有停止，雍正四年正月初五日，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及苏努、吴尔占等被革去黄带子，由宗人府除名。正月二十八日，将八阿哥胤禩之妻革去“福晋”，休回外家。
二月初七日，囚禁八阿哥胤禩，将其囚禁于宗人府，围筑高墙，身边留太监二人。二月十八日，先时皇三子弘时因事得罪，交与八阿哥胤禩为子。
三月初四日，命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改名，八阿哥胤禩在被数度催促逼迫后被迫改其名为“阿其那”，改其子弘旺名“菩萨保”。
五月十七日，雍正召见诸王大臣，以长篇谕旨，历数八阿哥胤禩、十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等罪。
六月初一日，雍正将八阿哥胤禩、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之罪状颁示全国，议十四阿哥胤禩罪状四十款，议九阿哥胤禟罪状二十八款，议十四阿哥胤禵罪状十四款。九月初八日，八阿哥胤禩因呕病卒于监所。
至雍正四年，九阿哥胤禟、八阿哥胤禩先后囚禁致死，十四阿哥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八阿哥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自此之后，雍正皇帝肃清了所有的政敌，他的改革也渐渐步入正途。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
?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
紧接着，在雍正元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
第二，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
“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
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
雍正二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雍正五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
雍正七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
为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
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25]?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雍正七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
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
同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帝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对于雍正在位期间所兴起的文字狱，邬思道对此也是沉默无声。他实在不知道身为满清皇帝的雍正，为何一直纠结于这些所谓的捕风捉影。只是文字狱对文化的传播却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每每想到这些，邬思道心中便有一种无以言明的痛。可是他已远离庙堂，根本无法左右雍正的决定，只能为那些狱中的文人默默祝福！